当下，受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影响，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民营企业经营难度系数进一步提升。在全国范围内，不少民营企业、民营上市公司由于高杠杆和股权高比例质押出现了风险。未来经济形势处于如此变局之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或成为其中的一个破题之举。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关键之年，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面启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改实验，分类分层推进市属企业混合所有制，加快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然而，如何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破解难题?今年市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围绕此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代表委员们认为，应加快推进青岛国企与民企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青春之岛：民营经济市场活力被激活

　　“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企业数量占90%以上。”市人大代表，青岛鑫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炯光用一组数据说明了民营企业的地位。

　　作为一座青春之岛，一座正在创业的城市，青岛市正充分集聚资金、人才、技术、产业等各类要素，逐步凝聚形成“阳光雨露”，创新创业“热带雨林”生态效应已经显现。据统计，2020年前11个月，青岛民间投资增长12.3%，占全市投资比重57.5%;民营市场主体达到174.4万户，增长15.9%;12家企业上榜2020年山东省民营企业100强，增长50%;5家企业上榜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可以说，青岛民营经济在2020年逆势交出的成绩，标志着青岛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活力被激活。

　　为此，孙炯光认为，国企、民企应抓住青岛发展战略机遇期，相互扶持，协同发展，双向赋能，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切实肩负起发展的重任，助推青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委员，康福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薛平则认为，青岛应放大优势特色，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快推进青岛国企与民企产业、资本、业务等全面协同发展，加快国企与民企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助力青岛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标深圳：青岛国企民企发展存差距

　　如果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种所有制经济比作经济的两翼或双轮，惟有两翼同时发力、双轮并驾齐驱，高质量发展才能飞得更高、走得更稳健。深圳高质量发展的秘诀，就是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国企与民企协同发展。

　　为深入解码深圳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内在机理，助力青岛打好推进国企改革和壮大民营经济两大攻势，加快推进青岛国企与民企协同发展，薛平跟随团队深入深圳市国资委、前海管理局，以及特发集团、腾讯等20余家企业考察调研，全面总结深圳经验做法，广泛听取青岛市国资委、民发局等单位以及专家学者、企业家的意见，分析青岛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短板，并在今年两会中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青岛国企与民企深度融合发展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

　　《提案》指出，近年来，青岛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国企、民企和中小企业发展，呈现出“国企强基固本、民企强势突围、新锐企业突飞猛进”的鲜明特点。但是对标深圳，青岛企业发展还存在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国企不够强、民企不够多，产业链错位布局不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和不足。

　　从一组数据对比来看，青岛国企总资产2.9万亿元，为深圳的74%;排名第一位的青岛城投集团总资产2400亿元，仅为深投控总资产7100亿元的34%。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20中国民企500强企业，青岛5家，仅为深圳的18.5%;5家民企营业收入总额1907.08亿元，仅为华为的22.2%，且无一高科技企业，主要是房地产、畜牧和批发零售。

　　青岛国企民企传统产业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完善，制造业“微笑曲线”两端企业不够多，缺乏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企业，如船舶海工产业主要制造组装，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整车装配。产业配套率低，家电、汽车、船舶海工等优势产业本地配套率都低于50%，如青岛优势家电产业本地配套仅为40%左右，而在深圳华强北，仅电子元件就有六大类、五十多中类、两百余小类共计600多万种型号，在世界其他地方需花费至少两个月寻找元器件，而在华强北一天就能全部找到。

　　此外，青岛国企民企融资手段主要是银行贷款、发债等传统方式，创投风投等基金规模化发展起步晚、作用发挥不明显。截至2020年9月，青岛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334家，管理基金数量769只，管理规模979.3亿元，2019年才设立总额500亿元、首期120亿元的科创母基金，专门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基金比较少;深圳私募基金管理人超过4600家，资金管理规模超过1.8万亿元，为腾讯、大疆等一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金融支持。

　　推动国企与民企资本协同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薛平认为，应借鉴深圳经验，用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力量做事，推进国企与民企资本协同发展，让市场动起来、资本转起来。

　　首先，鼓励国企民企实现“双向混改”，让国有资本赋能优质民企。将国企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的增资股份，设置一定比例数额，定向由青岛优质成长性民企认购，为实现更多民企获得国有股份，将认购数额细化拆分、降低认购的资本门槛，如：以募集资金1000万元或者2000万元为基数确定认购份额，让国企改革的红利赋能给民企，推动优质民企迅速壮大做强。

　　其次，实施宽容补偿机制，制定国企投资事项“股东审议清单”，严格限定需股东会审议的重大投资项目。划定国企、国有资本投资风险控制线，在控制线以内的投资，实行自主决策，宽容投资失败。借鉴深圳经验做法，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包容天使融资失败，最高比例政府可以承担40%。市级科创母基金等国有资本要发挥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对符合13条重点产业链，具有重大产业支撑作用的项目，加大让利幅度，允许投资收益全部让渡给基金管理人和其他社会资本出资方，放大资本协同效果，推动青岛传统产业变革，改变和重塑青岛产业版图。

　　孙炯光分析，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具体举措来看，要求国企民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未来国资民资的融合程度会更深更广。应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重点推进国有资本以持股方式投资民营实体企业完成混改，推动民营企业规范化运营和转型升级，高效承接国企央企项目，实现资源共享，助力国内大循环体系建立运行。

　　单从资本来讲，除了考虑收益性之外，首先看重的是安全性，因此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薛平认为，要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例如：对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评估，及时清理妨碍民企入市、与国企平等竞争的障碍，纠正有悖于保护民企发展的规定。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推动国企与民企产业深度协同

　　通常而言，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资产及市场体量大，业务链较长，体系较完整，多处于资源上游;而民企多处于下游，接近市场端。

　　孙炯光表示，应根据不同企业功能定位，合理设计和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对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推动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国企可以围绕重点产业链、重大投资项目，由国企领头，加大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全方位合作，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形成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局面。民营企业应该积极响应，主动寻求机会向国有企业靠拢，主动拥抱国有平台寻求战略合作。

　　在国企与民企产业深度融合路径方面，薛平认为，用平台思维做乘法，放大产业协同效果。充分利用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资源优势和赋能功能，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建立民企入驻专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奖励激励机制，从使用端扩大平台影响，加快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充分发挥青深企业家联谊会作用，定期开展单链条产业联谊会成员单位活动，运用市场逻辑、平台思维搭建两地企业间交流互动，推动两地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借助深圳的资源和经验，推动青岛国企与民企产业深

　　度协同。

　　薛平还提到，在具体业务经营过程中，应消除或淡化企业所有制差异，破除业务合作的所有制壁垒，实现国企与民企在产业链环节上的分工协作，以业务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国企方面，可建立市场化的业务协同运转机制，在国企内建立民企孵化器，向民企开放研发平台、基础设施、应用场景，通过合作开发、使用和应用模式促进双方业务发展。民企方面，则可发挥创新创造创业的活力，持续开展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改进提升产品，通过回购基础设施的方式回报国企的基础投入，助力国企投资向其他亟需投入的业务领域转移。如此，国企与民企都在业务端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良好的业务协同局面。

　　在助力民企产业发展方面，孙炯光建议，持续深入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战略，加快实现工业向高端化和高附加值方向迈进。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提高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普及使用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通过工业电子商务、个性化定制服务、协同研发制造等手段，深度提升工业互联网应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