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隆庆四年正月初一，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徐渭酒后兴致高涨，身边偏偏没有计较“枪法”的道友，只得呼唤书童“笔墨侍候”，“胡乱”写下一篇“漫评古人”书法的文章来。

　　这是一则酒后“散打”古之书家的即兴小品，最见徐文长骨子里的真性情。吾乡蜀土人士喜言：“酒后说真话，天王老子都不怕。”观文长先生文中所评之人，哪一个不是“天王老子”般的书坛名家?要说这些人个个牛皮哄哄，莫不为一时骚坛之翘楚，倘若论之不当，势必遭人非议，落得个诽谤先贤的恶名。

　　文长先生则不同，前人论其书“笔意奔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赞其人“胸中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叱而奴之”。

　　好一个叱而奴之!若非“胸有雄兵百万”，哪来的这等英雄气概?

　　徐渭醉论“宋四家”之书，虽为酒后款款而谈之语，却多真知灼见，或褒或贬，无一不精妙入微。

　　苏东坡幼学王羲之，后习颜真卿，笔圆韵胜，在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居宋四家之首。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许多书者以此认为，苏大学士的书风肯定像他为人一样潇洒。其实不然，苏轼绝大多数的书法作品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单个的字外形左低右高，但通篇布局整齐划一的章法，却处处透着老朴和庄重。

　　黄庭坚出生于诗书之家，博学多闻，尤以书法为世所重。他的书法纵横拗崛，最大的特点在于重“韵”尚“意”，写来疏朗有致，如明月清风。黄鲁直与苏轼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二人一个尚韵味，一个重天韵，共同将宋代书法的文人气推向了高峰。

　　米元章书画俱佳，为宣和年间徽宗皇帝赵佶钦点的书画学博士，于篆、隶、行、草、楷各种书体无一不精，尤以行草著称于世。他把自己的行草称为“刷字”，书写时笔迅疾而劲健，重视整体气韵而又兼顾细节完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豪迈的气势。米芾的行草笔力充沛，气势凌厉，具有跌宕跳跃的风姿、天马行空的神气。

　　蔡襄为人刚正不阿，字如其人，“端劲高古，容德兼备。”蔡君谟善楷体，其在潜心研究古人书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而自成一体。其书浑厚端庄，淳淡婉美。尤其他的晚年之作《澄心堂纸尺犊》，可视其为蔡襄传世书法作品中的代表作。全文以行楷写成，一笔一划尽显晋唐风骨，字体富态，工致而雍容。

　　然则徐渭之《评字》，其论又与诸多前人的看法不一。被誉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的文长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书画大家，他在评“宋四家”书法时，虽然也论及章法，但更多地注重创作者的个性是否鲜明。

　　故而，青藤先生说：黄庭坚书法的优点是整体上的纵横“构密”，缺点是不够“潇洒”;苏东坡书法的特点胜在“老朴”，其端庄凝重的书风，一点也不像他为人那样洒脱;米南宫的字有一股“出尘”的仙气，超凡脱俗，遗憾的是尚“有生熟”，不及黄涪翁之字的圆熟;蔡襄的字工工正正，近似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的风格，“劲净而匀，乃其所长。”可惜他的书法作品太过工稳，而略显“俗”气……

　　纵观前人论“宋四家”书法的文献，枚不胜举，笔者却独赏青藤先生之论，何也?原因就在于徐渭对书法的看法，“不论书法而论神”，崇尚潇洒超逸、不羁俗套的大境界。是故，作者不无感叹地说：“迨布匀而不必匀，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矣。”

　　青藤先生不仅对前人的书法点评精妙入微，更加难能可贵的还以自己书法创作中的心得体会，告诫艺术家们要善于观察生活，用心感悟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从中得到启示，体会出书法与之的奥妙关系。诚如宋代书法家雷太简所言：“闻江声而笔法进。”

　　江声之中，笔法从何而得?这种只可意会的心灵感悟，当然也只适合与“知者”言，怎么可能和村夫俗子说起呢?青藤先生高洁的内心世界，由此可见一斑!